3月7日那天,我就读的高中通知所有国际生在春假期间不能离开美国。
春假回国的机票,早在我圣诞假期结束时就买好了,那是支撑我,在这远离家人的寄宿学校坚持熬夜苦读的最大动力。
面对从1月开始就持续爆发的疫情,尽管父母早就决定不让我春假回来,可是我一直心存幻想,不愿放弃回家的机会。
到了3月10日,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,退掉了回国机票。
那时我们没有人能够料想到,7天后,我们又花费2倍多的金额,重新购买了那趟航班。
3月11日,WHO 将新冠病毒疫情定义为“大流行”,紧接着3月13日,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“国家紧急状态”。
本来我想着留在美国我们学校所在的这个小镇上,还是非常安全的。
然而各州的居家禁令开始发布,我们学校也宣布了停课封校,瞬间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变得慌张起来。
在学校3月15日与全部国际学生紧急举行会议,决定允许我们春假回国之后,中国寄宿生家长群也紧急开会。
当时大多数父母认为长途旅行太危险,美国本土的情况不可估计,国内也气氛紧张,建议孩子们原地不动。
但是考虑到我所在的阿拉巴马州医疗设施条件比较落后,以及美国人仍然表现出的“不以为意”,我再次有了回国的想法,身边的同学也开始刷机票。
父母提醒我,此时旅行会非常辛苦,一定要想清楚再出发。
在思索了两天两夜之后,我最终还是决定回国,而这时,那张我不久前退掉的机票,价格涨了2倍多。
到了3月19日我出发的前一晚,特朗普在Twitter发表了口无遮拦的言论。
父母担心地提醒我,路上要特别小心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,特别是戴着口罩的我。
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,3月20日,我踏上了归家的旅途。
在那一天,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,已经有1/3陆续回国。3月回国的留学生,几乎没有一路顺利的。
尽管出发前我给自己做了很多心理建设,然而我在美国国内第一段行程就折了。
那时美国国内航段已经很混乱,航班的延误和取消变成家常便饭。
由于航班延误了6小时,导致我活生生地错过了芝加哥飞东京的国际航班,而最近的飞机在第二天中午。
由于我是未成年人,按照美国的规定不能独自入住酒店,所以我当晚的归宿,就只有夜宿芝加哥机场大厅一个选择。
一个多月过去了,我仍然记得那天在芝加哥机场的柜台,我几乎使出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和怒气与美联航工作人员进行争辩。
误机并不是我的过错,无法坐上下一趟航班理应由他们赔偿,然而由于不是联程机票,美联航的工作人员拒绝提供任何帮助。我的争辩无果而终。
我拖着笨重的行李箱,孤身一人坐在候机大厅冰冷的板凳上。
微信那头,妈妈焦急地发来无数语音,一遍遍提醒我向机场、航司的工作人员请求帮助,告诉他们你的困境。
可是当时我实在无法再冷静地面对处境,沮丧和气愤夹杂着无助与害怕,我愤怒地吼了一句——“没有人会帮我!”,随即关掉了微信。
3月的芝加哥依旧寒冷,时间逐渐到了晚上,机场大厅人潮散去,警卫也开始下班回家。
那一天美国确认人数正式超过4万,进入爆发期。
想着过会儿大概会有流浪汉涌入机场过夜,白天机场中攒动的人流和四处传播的病毒,一股绝望笼上我的心头,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,哗啦啦地止不住。
哭了一阵后,我冷静下来让大脑重新运转。
我想着就算希望很渺茫,也不能放弃那一点微弱的火花,在死板的规章制度后面,也许还是有人间温情。
于是我再次跑向航司柜台,走向好几个航空公司的VIP休息室,向工作人员说明我的困难,希望能有人对我伸出援手。
幸运的是,在被拒绝了几次后。终于,美联航VIP休息室门口的一位工作人员看出了我口罩下的绝望,他迅速向上级打电话请示,而美联航芝加哥机场的主管答应提供帮助。
随后,我被带到了机场工作人员休息室。
当时脸上还挂着泪痕,形如难民一般的我,被带到了一个有沙发的休息室,还拿到了毯子和枕头。
工作人员联络了我的家人,和我父母确定我当晚住在这里,保证旁边有警卫保障我的安全,还表示第二天的转机申请由他们出面与全日空联系,确定我能够登上下一班飞机。
像做梦一样,我简直不敢相信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期,能够得到这样暖心的帮助。
第二天我顺利坐上航班,再从东京转机回到上海。
落地上海后,我的SIM卡不能用,手机没有信号。
好在浦东机场有WIFI,我简单跟父母报了平安后,就按照机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入境接受检查。
当时我的心里已经不再焦虑和害怕,踏上了家乡的土地,我感觉很踏实。
落地有检疫人员安排我去询问台,再统一分区填表等待送医院进行核算检测。
去到医院的大巴上人比较少,因为大家要坐得很开。
在医院做核酸检测大概需要等7-8个小时,在这期间有人给我们分发食物,大家按照家庭所在区域,被分配到不同房间,那里有很多躺椅让我们休息等待回家。
检测结果出来后,我们坐上按照街道划分的大巴,一路被护送回到家里。
终于工作人员一个个叫我们的名字,准备发车回家的时候,有一个才12-13岁的小女孩一直在角落熟睡,怎么都叫不醒。
想着我一路遭遇的困难,她肯定也是经历一趟疲惫又曲折的路途,到家了,她终于放心地呼呼大睡起来。
到家已是国内时间3月24日的凌晨1点半,由于我的手机无法使用,是检测中心人员通知了我的父母等候我回家。
到家收拾妥当后没几天,3月28日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0万,而那时阿拉巴马州才检测了80几个人。
我很庆幸我做了回家的决定,虽然真的是一趟艰难的旅途,但是我挺过来了。
之后的一个月,我逐渐适应了在家上网课的生活。
自学的时间里,反而作业变多了,我除了保持学习质量之外,还在照常安排着未来的AP和SAT考试。唯一不确定的,是返回美国的日期。
出国留学2年多,这是我第一次订了单程机票回国,而再次订机票的日期,迟迟无法确定。
回想起这一趟旅程,想到自己当时那泪奔的样子,我知道如果再有相似的情况发生(当然我希望人生再也不要重现那一幕),我不会再无助泪奔了,因为总有解决方法,因为我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遇到的困难。
我懂得了如何求助,懂得了勇敢面对,更重要的是,我明白,由于环境、信息渠道和价值观引起的认知偏差,我们和美国人在某些问题上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彼此,这是很正常也无法避免的事实。
但文化的差异并不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关爱,重建信任与信心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与人之间真切的帮助。
语言不同、文化各异,但是爱与信任的力量,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。
作者:陈美萱 Molly
Indian Spring Schoo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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