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7日那天，我就读的高中通知所有国际生在春假期间不能离开美国。
春假回国的机票，早在我圣诞假期结束时就买好了，那是支撑我，在这远离家人的寄宿学校坚持熬夜苦读的最大动力。
面对从1月开始就持续爆发的疫情，尽管父母早就决定不让我春假回来，可是我一直心存幻想，不愿放弃回家的机会。
到了3月10日，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，退掉了回国机票。
那时我们没有人能够料想到，7天后，我们又花费2倍多的金额，重新购买了那趟航班。
3月11日，WHO 将新冠病毒疫情定义为“大流行”，紧接着3月13日，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“国家紧急状态”。
本来我想着留在美国我们学校所在的这个小镇上，还是非常安全的。
然而各州的居家禁令开始发布，我们学校也宣布了停课封校，瞬间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变得慌张起来。
在学校3月15日与全部国际学生紧急举行会议，决定允许我们春假回国之后，中国寄宿生家长群也紧急开会。
当时大多数父母认为长途旅行太危险，美国本土的情况不可估计，国内也气氛紧张，建议孩子们原地不动。
但是考虑到我所在的阿拉巴马州医疗设施条件比较落后，以及美国人仍然表现出的“不以为意”，我再次有了回国的想法，身边的同学也开始刷机票。
父母提醒我，此时旅行会非常辛苦，一定要想清楚再出发。
在思索了两天两夜之后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回国，而这时，那张我不久前退掉的机票，价格涨了2倍多。
到了3月19日我出发的前一晚，特朗普在Twitter发表了口无遮拦的言论。
父母担心地提醒我，路上要特别小心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，特别是戴着口罩的我。
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3月20日，我踏上了归家的旅途。
在那一天，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，已经有1/3陆续回国。3月回国的留学生，几乎没有一路顺利的。
尽管出发前我给自己做了很多心理建设，然而我在美国国内第一段行程就折了。
那时美国国内航段已经很混乱，航班的延误和取消变成家常便饭。
由于航班延误了6小时，导致我活生生地错过了芝加哥飞东京的国际航班，而最近的飞机在第二天中午。
由于我是未成年人，按照美国的规定不能独自入住酒店，所以我当晚的归宿，就只有夜宿芝加哥机场大厅一个选择。
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我仍然记得那天在芝加哥机场的柜台，我几乎使出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和怒气与美联航工作人员进行争辩。
误机并不是我的过错，无法坐上下一趟航班理应由他们赔偿，然而由于不是联程机票，美联航的工作人员拒绝提供任何帮助。我的争辩无果而终。
我拖着笨重的行李箱，孤身一人坐在候机大厅冰冷的板凳上。
微信那头，妈妈焦急地发来无数语音，一遍遍提醒我向机场、航司的工作人员请求帮助，告诉他们你的困境。
可是当时我实在无法再冷静地面对处境，沮丧和气愤夹杂着无助与害怕，我愤怒地吼了一句——“没有人会帮我！”，随即关掉了微信。
3月的芝加哥依旧寒冷，时间逐渐到了晚上，机场大厅人潮散去，警卫也开始下班回家。
那一天美国确认人数正式超过4万，进入爆发期。
想着过会儿大概会有流浪汉涌入机场过夜，白天机场中攒动的人流和四处传播的病毒，一股绝望笼上我的心头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，哗啦啦地止不住。
哭了一阵后，我冷静下来让大脑重新运转。
我想着就算希望很渺茫，也不能放弃那一点微弱的火花，在死板的规章制度后面，也许还是有人间温情。
于是我再次跑向航司柜台，走向好几个航空公司的VIP休息室，向工作人员说明我的困难，希望能有人对我伸出援手。
幸运的是，在被拒绝了几次后。终于，美联航VIP休息室门口的一位工作人员看出了我口罩下的绝望，他迅速向上级打电话请示，而美联航芝加哥机场的主管答应提供帮助。
随后，我被带到了机场工作人员休息室。
当时脸上还挂着泪痕，形如难民一般的我，被带到了一个有沙发的休息室，还拿到了毯子和枕头。
工作人员联络了我的家人，和我父母确定我当晚住在这里，保证旁边有警卫保障我的安全，还表示第二天的转机申请由他们出面与全日空联系，确定我能够登上下一班飞机。
像做梦一样，我简直不敢相信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期，能够得到这样暖心的帮助。
第二天我顺利坐上航班，再从东京转机回到上海。
落地上海后，我的SIM卡不能用，手机没有信号。
好在浦东机场有WIFI，我简单跟父母报了平安后，就按照机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入境接受检查。
当时我的心里已经不再焦虑和害怕，踏上了家乡的土地，我感觉很踏实。
落地有检疫人员安排我去询问台，再统一分区填表等待送医院进行核算检测。
去到医院的大巴上人比较少，因为大家要坐得很开。
在医院做核酸检测大概需要等7-8个小时，在这期间有人给我们分发食物，大家按照家庭所在区域，被分配到不同房间，那里有很多躺椅让我们休息等待回家。
检测结果出来后，我们坐上按照街道划分的大巴，一路被护送回到家里。
终于工作人员一个个叫我们的名字，准备发车回家的时候，有一个才12-13岁的小女孩一直在角落熟睡，怎么都叫不醒。
想着我一路遭遇的困难，她肯定也是经历一趟疲惫又曲折的路途，到家了，她终于放心地呼呼大睡起来。
到家已是国内时间3月24日的凌晨1点半，由于我的手机无法使用，是检测中心人员通知了我的父母等候我回家。
到家收拾妥当后没几天，3月28日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0万，而那时阿拉巴马州才检测了80几个人。
我很庆幸我做了回家的决定，虽然真的是一趟艰难的旅途，但是我挺过来了。
之后的一个月，我逐渐适应了在家上网课的生活。
自学的时间里，反而作业变多了，我除了保持学习质量之外，还在照常安排着未来的AP和SAT考试。唯一不确定的，是返回美国的日期。
出国留学2年多，这是我第一次订了单程机票回国，而再次订机票的日期，迟迟无法确定。
回想起这一趟旅程，想到自己当时那泪奔的样子，我知道如果再有相似的情况发生（当然我希望人生再也不要重现那一幕），我不会再无助泪奔了，因为总有解决方法，因为我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遇到的困难。
我懂得了如何求助，懂得了勇敢面对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明白，由于环境、信息渠道和价值观引起的认知偏差，我们和美国人在某些问题上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彼此，这是很正常也无法避免的事实。
但文化的差异并不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关爱，重建信任与信心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与人之间真切的帮助。
语言不同、文化各异，但是爱与信任的力量，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。
作者：陈美萱 Molly
Indian Spring Schoo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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